离开

张翠花在出租屋的窗边坐了一晚上，眼睛盯着外面，心里却一直在盘算。她想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在这里继续待。

她把小本子摊开。写上“长期客”，几行不同的名字和金额，林思那一行最高。这几个长期客是她从平台那里撬来的，因为干活利索，心思细，雇主点了几次，就直接和她联系了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划掉了其中几个名字，接着拿出手机，开始算账。钱加在一起，一千九百四十八。她又再下面补充一行，平台派单，约一千。手机膜的边缘已经布满裂纹，渗着一条条冷光。

翻页，写上支出：房租一千六，水电气网三百，地铁公交、洗涤和清洁耗材两百，买菜吃饭一千。她把每一笔的金额往下抹了点，还是比收入多。

夜里很静，窗台上的钱江新城小模型落了薄薄一层灰。她把本子合上，按在掌心里。又翻开看了一眼，没有地方能再抠了。

天亮了，窗外的光线透过薄薄的窗帘洒进来。张翠花站起身，拉开衣柜，开始收拾行李。

出租屋很小，东西也不多。衣柜里挂着几件旧衣服，她一件件叠好，放进一个旧皮箱。她从窗台把那个钱江新城灯光秀的小模型拿下来，塔尖掉了点漆，指腹一擦落下一层灰。她用一件旧毛衣裹了两层，塞进箱底。

破了口的搪瓷碗直接丢进垃圾袋，旧报纸叠成整齐的砖。她把一只小勺在手里掂了一掂，又放下。

下午，房东来了，是个中年男人，鞋也没换，进门先看了看电表，又用手机四处拍照。

“房租还有半个月，能不能退点？”张翠花试探着问。

他把手机收进口袋，指指合同：“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房租不退，只退押金。”语气平平却不留余地。

张翠花把合同折成三折，接过押金，没再说话。转头订了当天晚上的车票。

傍晚，一切收拾妥当，她带着两个行李箱，在候车室无所事事。她给家乡的老朋友打电话，语气轻松：“我明天就到家了，哪天约一场麻将吧！”

那头笑声爽朗：“好啊，等你回来。”

随后，她又给丈夫打电话，语气平淡：“我明天到家，你来接不？”听筒那边夹杂着吵闹声。

“看情况吧，忙的话就让儿子去。”

深夜，张翠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她买的是硬卧，车厢有些拥挤。她把皮箱推到床下，手背被铁框蹭了一下，再爬上自己的铺位，很快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被下铺的说话声吵醒。一个年轻人正和家里打电话，聊着领钱的事情。听口音是老乡，张翠花忍不住用家乡话攀谈起来。

“小伙子，刚才听你说可以去政府领钱，是咋个申请啊？”

“啊，那个要失业的才有。你也失业了？”

“嗯，刚从杭州走。”

“你要先去社区盖个章，填两张表，然后再去一趟民政局，也不麻烦。一个月几百块钱。”

“哦，那我回去也问问。”

“哎哟，现在找不到活的人太多了，听说政府也逼到没法，只能先发点钱稳起。”

张翠花点点头，心里默默记下。

火车继续向前，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了田野村庄，再变成崇山峻岭。张翠花靠在铺位上，闭上眼，心里想着：“回去吧，回去也挺好。”

火车在铁轨上“哐当、哐当”地响了一天。

张翠花蜷缩在上铺，几乎没怎么睡着。硬卧车厢里混杂着泡面、臭脚丫和二手烟的气味，和外放短视频的声音。

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电线杆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丈夫马强的电话。

“喂，快到了吧？” 马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遥远。

“嗯，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到站了。你来接我不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即传来一阵机器的轰鸣。“我这边厂里临时来了两车水泥，要盯着卸货，怕是走不开。你问下俊杰嘛。”

张翠花“嗯”了一声，挂了电话，心里说不上是失落还是习惯。她又拨通了儿子的号码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马俊杰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含糊和被打扰的不耐烦：“喂……什么事……”

“是我，俊杰。我快到家了，你来接我不？”

“啊？几点啊？”

“十点半左右吧。”

“十点半？”马俊杰的声音瞬间清醒了，也拔高了，“不行啊妈！我十点钟跟人约好了有事情，走不开啊，你自己打个车回来嘛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都不来接我。”

“前几天加了赵宇他们的乐队，要他们排练。”

“哦。”

电话被匆匆挂断。张翠花举着手机，听着里面的忙音，靠在冰凉的车厢壁上，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电线杆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一个小时后，火车“哐当”一声，终于靠稳了灰色水泥的站台。人流像黏稠的糖浆，缓慢地从车厢里被挤出来，又从出站口消失不见。张翠花像是里面没有融化的颗粒，挂在了出站口。

“去哪里？打车不？”站外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过来询问。她摇了摇头。

最终，张翠花和她那两个半人高的行李箱，融化在了公交车站台。